博大精深张大千
——纪念张大千先生职业艺术生涯90周年
罗宗良
2015年，恰逢张大千先生职业画家生涯90周年。1925年秋，年仅27岁的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平生第一场个人画展，无分题材、尺寸、繁简一律每幅20元的100幅作品，全部售馨。自此之后，中国艺坛与世界艺坛也就一直离不开张大千这一话题，或许张大千自己开初也没有想到，仅仅首次个展后不到十年，张大千就以“南张北溥”享誉艺坛，而徐悲鸿1936年则赞誉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1940年代初面壁敦煌后，张大千愈加艺术精进使得萍踪海外后依然在世界艺坛叱咤风云。1956年，张大千在巴黎尼斯港与西方艺坛具有代表意义的毕加索会晤，被誉为“东西方艺术史上的高峰会”、“东西方艺术史上的泰斗会”，把张大千与毕加索称之为“分踞中西画坛的巨子”，从此世界艺坛盛传“东张西毕”美谈。两年之后，张大千则获得美国纽约“国际艺术协会”颁发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特别颂扬的是1960年代初张大千在植根于传统基础上开创“泼墨泼彩”画风，使得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美术史翻开新的一页。换个角度仅以画价而论，进入新世纪，张大千画作单幅价格以亿元计，则与当初首次个展每幅20元形成美术史上罕见的巨额差异。因此，作为美术史上非同一般的个案，认知张大千何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则意义重大。
一、家学熏陶，故土孕育。
张大千先生祖籍为广东番禺，后因第四代世祖张德福中举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候补简放四川省内江县知县，至张大千一代共七代世居内江，其家庭可谓书香门第。张大千母亲曾友贞女士善刺绣剪纸、工笔花鸟（图1），教子有方，其家谱载曾太夫人“性至慈良，唯教子及媳则不稍假辞色。尝云：教子媳不严，养子媳成怠惰性，非真爱子媳者矣”。然而，至张大千父辈一代，虽书卷气浓，但经济上则大不如从前，所育九男一女仅二哥张善孖、三哥张丽诚、四哥张文修、十弟张君授、大姐张正恒及张大千长大成人。在兄姊当中，二哥即是著名的早期同盟会会员、被誉为“虎痴”的爱国著名艺术家张善孖。（图2）三哥则是后来给予张大千很大经济支持的民营企业家张丽诚。四哥则是原重庆求精中学国文教师、后来四川的名中医张文修。其实，不仅仅其母亲、二哥、大姐擅画，我们从新近发现四哥张文修的一幅《空谷幽兰》，即可见张氏家族的书卷气（图3）。
因此，张大千自幼受家学熏陶似在情理之中。学业及国学基础，其四哥张文修对他的关心帮助较多，诸如张大千读私塾，读小学、初中等。而艺术的启蒙和初期发展主要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大姐张正恒和以画虎著称、自号“虎痴”的二哥张善孖的熏陶指引。小时候，张大千家境并不富裕，因此时常用树枝、小木棍、石块在地上、沙土上画来画去。有一次在家门外“画娃儿”玩，被一过路的抽签算命者相中，而张大千欣然应邀为其画算命用的小画卷，为此还获得了意外的酬金80枚小钱。勤奋与兴趣使得不久之后他就能画一些同龄人所不及的花卉、人物，他的刻苦用功得到了邻里人们的频频称赞。1914年，张大千前往其四哥执教的重庆求精中学读初中时，仍然持之以恒地作画习字，可谓勤学苦练，兴趣浓厚。在作画题材中，张大千尤善古装仕女、水仙、竹等，在校内颇有名气，许多大小同学不时向他索画。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张大千未曾读完初中，在1916年放暑假返家途经江津时，被土匪绑票。在匪巢里，张大千偶得一本《诗学涵英》，于是常常捧着书本学习吟诗、做诗，学习写诗的规则技巧。后来张大千诗、书、画三绝以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艺坛对张大千的赞誉：
“ 欲向诗中寻李白，先从画里识张爰。”都是同身陷匪巢而仍然刻苦攻读这一段经历分不开的。
事实上，张大千一辈子都在持之以恒地刻苦攻读、努力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张大千成名后有人说他是天才，可张大千却认为：“从前的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话我却绝端反对。我以为应该反过来说，‘七分人事三分天’才对。就是说任你天分如何好，不用功是不行的”。后来，张大千常常对后辈、大风堂弟子说：“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的读书。”萍综海外后，因频繁举办展览以及眼疾等故，读书的时间少了，张大千还觉得十分的不习惯，也感到很遗憾。
张大千何以能成为一代宗师，因素甚多，前述家学熏陶之外，尚有师承、师古、师法自然、艺道之交以及时代影响、天赋与勤奋等等，然而，学界对张大千家乡的人文背景过去是有所忽略的。自秦即已纳入版图的内江，居成、渝之中点，交通便利，商贾云聚。自古“英才辈出，人文荟萃”（古方志语），有丰富的人文积淀。内江这方水土，养育了诸如孔子之师苌弘、理学鼻祖陈抟、唐开元状元“文章天下第一”的范崇凯、南宋右臣相赵雄、数学家秦九韶、明内阁大学士赵贞吉（号大洲）、末代状元骆成骧以及被孙中山封为大将军的张大千表叔喻培伦等。无疑，内江是一座人文积淀十分厚重的城市。
探究其人文兴盛的内核，笔者以为，成就内江“人文荟萃”的原因有五：一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入人心；二是科举制度使然。尽管科举制度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选拔人才手段，但对于老百姓而言，却是唯一的仕途之道；三是内江有利的交通便利条件，使得不仅仅是“商贾云聚”，而且文人墨客的聚散活动更为频繁，这有利于推进内江良好文风的形成；四是信息十分畅通。信息畅通的结果，使内江人在时空上获得了先机；五是楷模的带动作用。先贤们深受内江人的景仰崇敬，被后世看成是学习的榜样。如明代，有祖孙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其中，刘姓一家四代出了五位进士。之外，同乡邻里相互影响，良性循环。
那么，换个角度，文风兴盛、人文荟萃隐藏着什么？那就是导致内江书画人才特别多，而且这些书画人才的国学功底非常雄厚。究其原因，欲科举高中，必须要熟读经、史、子、集，要能文能诗能对策，具有真才实学。在学识渊博的基础上，尤其需要写得一手出色的台阁体（又称馆阁体、翰林体）书法。因此，在掌握知识的同时，需要努力练习书法，书法练习好了，笔法自然谙熟，而笔法通，则画法自然就通。所谓书画同源，就是这个道理。由于内江擅长书法的人很多，自然顺理成章地产生很多擅长绘画的人才。如：明代，有擅长书法的赵贞吉，擅长绘画的杨所修；明末清初有丈雪和尚，清代则有姜锡嘏、梅春岩，清末民初有骆成骧、梅鹤年、陈步鸾 、公孙长子（图4）、刘采臣、余燮阳、张善孖、杨春悌等。由此可见，张大千所得到的故土人文关怀是不容小觑的。而今天的内江人，提到二十世纪内江人文历史上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先驱喻培伦、书画大师张善孖、张大千、诗人书法家陈毅元帅、“画坛寿星”晏济元、新闻巨匠范长江等，则面无愧色自豪万分。
二、拜师学艺，师法古人。
由于1916年夏暑假自重庆求精中学返内江途中遭土匪绑票，考虑到时局混乱而张善孖正好又在日本，家里决定送张大千去日本学染织。1917年初，张大千开始了游学日本的一段生活，数月后因未婚妻谢舜华病逝，自日本返国，本欲赶回四川，却因张勋丁巳复辟，兵荒马乱而未遂。机缘所致，于1917年8月正式在上海拜衡阳名士曾熙（字农髯，湖南人，寓居上海的清朝遗老，著名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碑学大师李瑞清（字仲麟，号梅庵，江西临川人，光绪二十年进士，曾任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著名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中国师范学校开设美术课为李瑞清所创始。）学书法、诗文和绘画。这二位老师除精于诗、书、画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精于鉴赏、极富收藏。因此，张大千在“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的同时，努力地同时又是有幸地临摹二位老师收藏的历代名家书画作品，由书法通画法并从近代的石涛起步“师古”（图6），往上追，跨过明人、元人、宋人，直追唐人，越追越远，越追越精, 越学越广, 越学越深，宽泛而精华地吸取了古代艺术遗产中丰富的养料。他画人物，从山水的点景到唐寅的仕女，进而仿赵孟頫的《九歌》、李公麟的《七贤》，落脚于敦煌的供养人，追寻人物画的远源，取为己用。其书法修为渐高，后形成独具特色之“大千体”（图5），不过，因其画名重而有所掩盖。他画花鸟，仿新罗、陈老莲的细笔和易元吉的黑猿，又回到八大的写意和新罗的没骨。他画山水，由石涛起步，扩及石溪、渐江，进而仿王蒙、追董源、巨然。在师古的过程中，张大千最善“师古人之心”因而能旁敲侧击，触类旁通。不仅写意作品不同于逸笔草草的文人画，且工笔作品也不同于刻板繁琐的院体画，而是工写结合，行神兼备，雅俗共赏。当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举办首次个展时，100幅作品一售而空，在上海引起轰动。张大千也因诗书画三绝和临摹八大、石涛等几可乱真而被誉为“后起之秀”，“石涛专家”。但张大千并没有在荣誉面前停滞不前，而是更深入的、更全面的向古人学习。这段师古的历程，相对地讲长达二十多年，一直到临摹敦煌壁画之后也未停止。
这一时期，也就是张大千艺术进程之“早期”。该时期张大千的文人画风格较浓，主要来自于明四僧的山水、青藤白阳的花卉、明清织秀的仕女画风，以及取法于青绿山水鲜丽的设色风格等等。其艺术风格的特点主要是清新雅丽。无论花卉、人物、山水，都极讲究用笔用墨秀润。其面貌清新秀丽，气宇脱俗有过之，惟雄厚苍浑尚嫌不足。张大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画风已有渐超细密严谨的倾向。张大千当年初见元代画家王蒙绵密杂实的笔墨，即给予他极大的震撼，但初期仅仅是停留在认识与学习的阶段，而未能达到古今合一的境界。之后，张大千紧紧抓住“穷追古人之迹，穷通古人之法，穷探古人之心”（叶浅予语）将文人画派的水墨用笔，融入了典丽的设色，形成一种带装饰性的文人山水，呈现了他个人早期艺术清新雅丽的面貌。
张大千曾讲：“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不仅需要在绘画上勤学苦练，在书法、文学、理论、生活等多方面都必须下功夫，而且必须终生学而不厌，老而不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早期阶段里，由于张大千非同寻常的努力与勤奋，使张大千在艺术界的地位与声望越来越高。1929年张大千被推选为 全国美术展览会干事会员。1931年他又被推举为中国古代名画展览代表，赴日本参加国际画展。1933年徐悲鸿携带中国名画家作品赴欧洲和苏联举行“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张大千的《金荷》轰动欧西，被巴黎博物馆购藏，其《江南山水图》则被莫斯科博物馆购藏。1935年，在《张大千画集》序言中，傅增湘、齐白石、于非闇、溥心畬等11位名家，谓：“大千绘画之成功，固然因他生于四川，环境中山水奇险而雄壮，日相狎接，蕴在胸襟；又富于艺术之天纵才思，兼以不断用功，此有今日成就，大千绘画天才与精深造诣，定为近代中国放一异彩，为中国艺术接续光荣历史！大千殷殷待之”。1944年，张大千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他在庆祝美术节的纪念大会上表示：“愿追随同人一致努力，来促进新中国之文艺复兴！”
从此，张大千及其作品频频的在海内外亮相，艺术之星震动着国内及世界艺坛。尤值一提的是，1936年，徐悲鸿盛赞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称“其清丽雅逸之笔，实令欧人神往，故其金荷藏于巴黎，江南景色藏于莫斯科诸国立博物院，为吾国现代绘画生色。”与此同时，艺术界将并驾齐驱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艺坛的
张大千与溥心畬称誉为“南张北溥”（溥心畬，名儒，号西山逸士，清道光皇帝曾孙。擅山水、人物、花鸟，自幼饱读诗书，博才多艺，功力深厚。作品娴熟秀逸，格调清雅，独具特色，超然出尘，在画坛中
名声显著。）。
为寻求国画之发展源流，进一步师法古人，40年代初，张大千在敦煌苦苦面壁近三年，不辞艰辛，不惜背上巨债，去完成只有靠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为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编号；调查敦煌地区文物分布；临摹了敦煌在十六国、两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等历朝的壁画精品共达两百多幅；并做了大量的文物考证、研究等工作。同时，在他的极力倡议下，政府很快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即今天的敦煌艺术研究院）。1943年夏，张大千从敦煌归来，连续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了“临摹敦煌壁画展览”，震动了全国艺术界，使国人提前认识了本民族的艺术瑰宝，对提升国人的民族意识与自信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张大千也从敦煌壁画中，探索到唐隋两魏的艺术精华。面壁三年，张大千不仅为敦煌艺术的发掘、保护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不朽的贡献，而且敦煌艺术的决定性影响，也使张大千画风巨变，使他的艺术风格更上一层楼（图7）。
三、博采众长，师法自然。
张大千早期师法古人，客观上为后来形成瑰丽雄奇的艺术风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本质，则是博采众长。包括师古在内，其博采众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博采唐、宋、元、明、清历代书画家之长，而并非只学一家之长。诚如齐白石等言“大千临摹古画之功夫，真是腕中有鬼！所临之青藤、白阳、石涛、老莲、冬心、新罗各家，确能乱真”。而相传梁朝的张僧繇画山水擅青绿重色，不用墨笔，号称“没骨法”，后世只唐代杨升得其秘，明代董其昌亦号称得其法。因此，张大千作大青绿没骨山水常署款曰“效吾家僧繇法”。由此可见张大千“师古”的深入、彻底与全面。
二是博采同道中人之长。张大千交游广阔，五湖四海朋友特多，寒苦青年、达官贵人、诗人墨客、艺坛宗匠、俳优名厨、道士和尚，他都能倾心结识，如：何香凝、张学良、柳亚子、杨虎城、徐志摩、于右任、张群、梅兰芳、郎静山、董浩云……等，他广结师友并与傅增湘、谢玉岑、齐白石、郑午昌、徐悲鸿、黄君璧、黄宾虹、于非厂、沈尹默、谢无量、叶恭卓、陈半丁、吴湖帆、陈巨来、蒋兆和、方介堪、刘海粟、叶浅予、谢稚柳……等国内各名家及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交流切磋。徐悲鸿常对人讲：“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矣！”而张大千则自言：“山水石竹，清周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壁；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芰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境囿，吾仰钱瘦铁；花鸟虫鱼，吾仰于非厂、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滇生；画马则我公（注：指徐悲鸿）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
三是博采姊妹艺术之长。对此，张大千尤为特别，于诗文古词、书法篆刻、戏曲文艺、造园制林、摄影烹饪无所不学，学无不精，包容摭取，触类旁通，汇涓滴为巨流，为其不朽艺术奠定了宽泛而深厚的基础。所以，艺术界、评论界对张大千有“全才通才”的评价，称张大千不仅是画家，还是书法家、诗人、金石篆刻家、鉴藏家、摄影家、戏曲家、动植物学家、旅行家以及园林专家、烹饪专家等等。
师法自然就是“师造化”亦即向大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说简单点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深入生活，观察、写生。前述张大千敦煌行之前是师古的阶段，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外乎指张大千师古在前，且更为侧重而已。其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起，张大千在继续师古人的同时转向了师造化，开始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频繁旅行。他遍游名山大川，曾经三上黄山，两登华岳，数攀峨眉，久居青城，长履鸣沙，“举凡名山大川，幽岩绝壑，南北二京，东西两海，笠屐所至，舟舆所经，无不接其胜流，睹其名迹”。
广泛的游历和观察，更使得他眼界大开，于是，张大千将其游历与生活的体验融入进创作之中，以自然实景之山水为描绘对象。同时，也很注重物理、物情、物态的写实性传达，包括山石林木的质感，自然生态以及空间透视等，达到了“心中有丘壑，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再加之他的勤学苦练，手不停挥，其画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于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工；笔路之广、见者莫不折服”。徐悲鸿赞叹曰：“大千以天纵之才，遍览中土名山大川，其风雨晦冥，或晴开佚荡，此中樵夫隐士，长松古桧，竹篱茅舍，或崇楼杰阁，皆与大千以微解”。在这旅行写生的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画作与诗歌，热情讴歌了中华壮丽辽阔的河山，抒发了他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及对美好艺术的强烈追求。
国内名山大川游历殆尽，使张大千获益匪浅，感受良多。诚如他对“大风堂”（注：张大千画室名）弟子所言：“学习绘画，一定要专心致志，刻苦钻研。不可求速，不可取巧，不可任性，不可追逐名利，要深探前贤技法奥秘，要深入自然，要多读书，多借鉴时贤的优秀画法，不可拘泥于一家之学。因此，学画者就必须师法传统，师法自然，最后融合心中意境，以成一家之画，立一家之言”。
按照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指导思想，张大千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又将足迹延伸到了香港、台湾、印度、泰国、阿根廷、巴西、日本、美国、意大利、法国，进一步的探悟更为宽泛更为奇异的大自然。其间，张大千“眼到、心到的彻底观摩”了拉斐尔的壁画、达·芬奇的杰作以及米开朗基罗的雕刻等等。同时，也与毕加索进行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交流切磋。
从面壁敦煌到“东张西毕”会晤，我们把它称之为张大千艺术进程的中期。这一时期艺术风格的特点主要是瑰丽雄奇（图8）。其形成的原因经历了从“师古”到“师造化”进而“相互作用”的过程。是通过历代先贤（包括敦煌壁画之职业画家）伟大艺术的启发、古典严格的画艺冶练、现实生活的艰苦经历、万象自然的体悟观察所形成。其中好学不倦、穷追古人的艺理画说，植根传统的人文学养，切实掌握住中国文化的生命内涵，更是他在画境上超脱通达的至上诀窍。他一再强调：“有些画家舍本逐末，专在技巧上讲求，却不知道要回过头来多念书，才是根本变化气质之道”。
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布局结构上气势广大，在画幅尺度上力追唐宋以前的超大规模。敦煌行之后，更敢于用石青、石绿、朱砂等重色，恢复了中国业已远失的色彩生命，设色更加鲜艳华丽。他的笔调日渐雄浑，倾向于职业画家精丽繁复之表现，线条精炼有力。中期在人物上的成就，可谓上追唐宋、不让古人，如所绘仕女、高士、释道等。所绘山水画雄健壮美、笔法精丽绝伦、丰厚浓重。其写意画风达到了成熟圆满的境地。
可以说，这一时期展现在中国、世界艺坛面前的张大千，是五百年来唯一一个全面、彻底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大千，是诗、书、画、印、收藏、鉴赏乃至姊妹艺术的全才、通才，是广义艺术概念前提下博、大、精、深的张大千。
四、 植根传统、善于创新。
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勇于创新似乎不难，难的是善于创新。张大千却是少有的美术史上勇于和善于在艺术上求变的画家，“勇”与“善”反映了张大千在艺术上的可贵精神与才能。然而，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无从谈“变”，因为“创新”一词的本意即包含“过去”、“历史”这个前提。诚如张大千在书法上若没有继承古碑帖，则不可能有后来被人们誉为“大千体”的独特书法。当下不少艺人动则言如何如何创新，其实对传统知之甚少，这实在让人担忧。张大千则是师古而不泥古，继承传统而又不被所囿，进一步，师法自然，以造化为师，最终达到“以心为师”的至上境界。诚如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所言：“要善学善变。善于学习他人之长，看到一件作品，要分析，要深入进去，才能领会精华和糟粕。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就是首先要学的进去，要又能变得出来。先是师他人之迹，然后才是进而师他人之意”。“对古人的笔墨构图要背熟，然后融合古人所长，渗入自己所得，写出胸中意境，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才能超越古人”。就此，艺术界对张大千有个评价叫：“大千多变，每变每新”。叶浅予曾评价：“张大千一生画法变化多端，风格前后大异，几乎使人怀疑是否出于一个人的手笔”。但是，更为可贵的，是张大千不管怎样变，始终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这个“根”，即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1956年与毕加索会唔之后，张大千先生更加坚定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理念，即植根于传统又兼收西方艺术之长的创新理念，他开始思考并实践创立泼墨泼彩画风，而真正成熟的时期却是美国的加州时期。经过长期的实践，张大千利用彩墨自身溶与非溶于水的关系以及效果，施行渲染、重叠、泼洒、沉渍、流动，营造出了千姿百态的烟云效果、山势气韵，使得那如真似幻的抽象造型与大自然的山岚云雾、云水飞动的具体形象有机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中西结合的全新的画风，极度发挥了水、墨、彩功能，使山水画深厚凝重，浪漫奔放、气势撼人、幻化无穷、苍浑雄深、色彩浓艳深邃、美如仙境，技法流畅自由，灵巧新颖，艺术源于自然而又回归自然。其艺术特色与中期的清丽雅逸，喜用积墨、积色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代表作有《山园骤雨》、《青城全景四屏》、《幽谷图》、《瑞士雪山》、《泼彩朱荷金屏》、《长江万里图》、《庐山图》等等。张大千也曾自豪地说过：“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融化大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这定要有绝顶聪明的天才同非常勤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功。”笔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中西结合”实则为“形式”上的结合。
泼墨泼彩画风的渊源应追述到宋代米芾、梁楷以及唐代王洽的“泼墨法” ，实质上这只是传承方面，其实，客观上西方的抽象主义及其光、影、色彩，巴西八德园山雨骤降，早期青城、峨眉、华山中的亭中观雨以及多次乘飞机所见的云彩飞动等人文和自然的体验，都应视为是泼墨泼彩画风形成的原因。甚至于，泼墨泼彩在效果上使画面看上去完全有回归自然的感觉，加上不可复制性，使得我们联想到早期大千亲制暗花宣纸的观念与泼墨泼彩画风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
张大千先生晚期开创的泼墨泼彩画风，苍茫幽深，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就其题材而论，体现得最为突出的则主要是在山水、荷花两个方面，其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画幅的整体效果极佳。谢稚柳先生评价泼墨泼彩“新奇豪纵，彩墨纷华。似此新格，其欲令人惊绝”（图9）。至此，张大千的画，又率先冲刺在了中国画的最前沿。张大千创立泼墨泼彩画风，世界艺坛为之震动，中国山水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泼墨泼彩技法的发明创造，使中国画的技艺技法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书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图10）。
五、传播艺术，为国争光。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具有传统中国画代表概念的张大千，偕同他“博大精深”的艺术，频频不倦地奔走于世界各国，为介绍和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为扩大和加强中国文化艺术的世界性影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萍踪海外直1976年春回到祖国宝岛台湾定居止的27年里，张大千在世界各美术馆、博物馆等地举办个人展览逾70次，这在东西方艺术史上均属罕见。1950年春，张大千应印度美术学会之邀赴新德里举办了为期一月的展览。随即，为观摩和了却当年在敦煌留下的夙愿：敦煌壁画是印度传来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张大千前往印度阿旃陀石窟考察壁画。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张大千得出了结论：“敦煌壁画尽管其题材、故事等借用了印度佛经典故，但显示的人物、风格与习惯，都是我国传统的表现，敦煌绘画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并非印度艺术的传入”。之后，张大千又到印度六大佛教胜地等了解风土、人情以及大自然的风光。在印一年半的时间里，张大千精湛的技艺、蕴涵浓郁民族风格的艺术，受到了印度各界人士的欢迎。
其间及离印之后的一年里，张大千往返于印度、香港、台湾、日本、阿根廷，举办展览、传扬艺术。1952年8月，张大千离港移居阿根廷 。好友问及移居海外的理由，张大千说：“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
离港前，张大千将最心爱的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宋代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及一批珍贵文物书画，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国家文物局，使这批国宝完整回归祖国。不仅如此，在1953年和1955年，张大千亲属还按张大千意愿先后将两百余幅临摹敦煌壁画、八十枚书画印章等交四川省博物馆保存，其爱国举措倍受称赞。
阿根廷居住一年多后的1953年10月，张大千参加了在纽约市立亨特学院举办的“当代中国画展览”，这是张大千赴美国的首次作品展览。而在离美返阿途中，张大千被巴西圣保罗一酷似成都平原的土地吸引，遂买下并构筑了著名的、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八德园，并在此地居住达17年之久。他之所以选定此地侨居，原由是：“一是我看中了这里极象我的故乡成都平原的风景，更主要的是，我要在这没有中国文化的地区，去宣传中国文化！我就靠手中这支笔，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
张大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之后的异域岁月里，张大千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他的宏愿，“张大千书画展”、“张大千近作展”、“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张大千先生国画展”等主题个展频频在南北美洲、亚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展出，每次展览皆获成功。1956年6月应卢佛宫萨尔馆长之请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时，张大千一改素不出席自己画展的习惯，亲自前往展场，向西欧观众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丰富悠久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使西方人士对谜一样的中国文化刮目相看。同年7月，“张大千近作展”在卢佛宫美术博物馆隆重举行，展出了《秋海棠》、《山园骤雨》、《荷花》及《长臂猿》等精品。巴黎各界对张大千的精湛技艺给予极高评价。著名的塞鲁斯基博物馆长艾立西弗撰文评论说：“观张大千先生
的创作，足知其画法多方，渲染丰富，轮廓精美，趣味深厚，往往数笔点染，即能表现其对自然的敏感及画的协合，若非天才画家，何能至此！”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但尼·耶华利则称：“批评家、爱好艺术者及汉学家，皆认为张大千画法变化多端，造型艺术深湛，颜色时时更新，感觉极为灵敏。他在接受中国传统下，又有独特的风格，他的画与西方画风对照，惟有毕加索堪与比拟。
不久，毕加索即邀请张大千至毕宅午餐会谈。在毕宅内，张大千与毕加索互相切磋技艺，赠送作品，照相留念。会谈中毕加索感慨地说道：“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这次会晤，被誉为“东西方艺术史上的高峰会”、“东西方艺术史上的泰斗会”，把张大千与毕加索称之为“分踞中西画坛的巨子”，从此世界艺坛盛传“东张西毕”美谈（图11）。
而两年后的1958年，张大千荣获美国纽约的“国际艺术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包括1969年移居美国加州卡麦尔的“环荜庵”和1976年春节前回到台湾定居的时间里，张大千分别在巴西、瑞士、西德、西班牙、比利时、希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曼谷、英国、台湾、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辗转举办展览，有的国家和地区还反复、巡回地举办展览。张大千所到之处，皆会为该地掀起一股东方书画、东方文化的浪潮。报刊杂志争相报道已是家常便饭，如：张大千先生“在巴西已成了大人物，美髯须就是他的商标。你只要画一个大胡子的人像，不必写名字，邮差就会一无乖舛地送到大千先生的手上。”“张大千画展，昨掀高潮。”“将画展挤得水泄不通。”“画展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此次先生画展获完全成功。”“张大千画展作品一售而空。”……，类似报道对于张大千来说已是见惯不惊。的确，“张大千先生的画，是全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佩服的艺术瑰宝，他不仅是中国的伟大画家，也是当代世界画坛的泰斗！”
从幼承家学,到师法古人、时贤,师法自然，以心为师，博采众长，传播艺术，直到开一代画风，成为具有博大精深艺术及其思想的一代宗师，张大千经历了一个中国和世界特殊的历史时代。综观张大千一生，是植根于传统又不断创新的一生。其创作“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融诗、书、画、印、鉴为一身。于中国画花鸟、人物、鱼虫、走兽、山水，工笔、写意、泼墨泼彩无所不能，无一不精。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综观张大千一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一生，是丰富多彩而又极富传奇的一生，是极具渊博学识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生，是在传承、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上做出卓著贡献的一生，是赢得了世界艺术界、学术界的极大赞扬与尊重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艺术在世界上赢得崇高荣誉和极大光辉的一生。
“南张北溥”、“东张西毕”、“五百年来第一人”、不过是构成浩瀚大千世界的一部分。张大千：集传统书画之大成，汇东西文化之精髓！张大千：中华民族的骄傲也！
